法国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费瑞（Jean Pisani-Ferry）是法国政策咨询机构France Stratégie的总理事，他曾强调若希腊退出欧元区将为希腊和欧元区其他国家带来痛苦。2013年，他位列英国《展望》杂志选出的“世界思想家”榜。
2月2日，费瑞教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Project Syndicate）专栏发表了费瑞的一篇讨论欧美国家老少代际差异的文章。他认为和25年前相比，今天年轻人的境地悲催多了。
想想今天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气候变化、养老金、公共债务和劳动力市场，我们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比起25年前，今天的年轻人辛苦多了。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相关政治辩论是明显缺席的。五十年前人们还常提到“代际差异”（generation gap），今天人们却看不到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了。这对于年轻人、民主和社会正义，都不是好事。
2015年11月29日，巴黎气候大会即将召开，埃菲尔铁塔披上“绿装”，艺术家用3D投影技术将森林的图案投射到埃菲尔铁塔上。
先从气候变化说起吧。若想阻止气候变化，人们需要改变生活习惯并投资于减排，以便未来几代人有一个适宜居住的地球。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第一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但那一代人依旧没能做好减排。而去年12月在巴黎签下的里程碑式协议（指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也不可能很快就有进展，因为它的实现需要几代人做出巨大努力。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就此达成共识。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2日，法国巴黎，环保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集会，要求政府拿出更有效的气候协议。
考虑到温室效应的强大惯性，人们负责与不负责的行为差距会在短短25年里带来温度差异，50年后就会出现严重后果。今天60岁以上的人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些，但那些30岁以下的人（也是大多数人类）的命运会受到根本影响。老一辈的账，却必须由年轻人买单。
再说债务问题。1990年以来，欧盟和美国的公共债务上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40%（日本债务上升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高）。由于利率接近于0，所以相应的高负债对国民工资的影响在目前来看还比较小。又因为经济疲软低迷，债务比率只能维持不变。所以全球金融�；蟮恼裣骷趸岜仍て诘幕ǜ嗍奔�，这将剥夺未来几代人本需要投资于气候或解决安全威胁的财政空间。
当地时间2016年1月23日，希腊雅典，希腊民众组织游行，抗议政府推出的新退休金计划。
未来的养老金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债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收现付”（以同一个时期在职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其实是一种代际转移。没错，每个人在退休前工作被认为要有所贡献。
理想状态下的养老金制度不会对出生于不同时间点的人群造成收入重新分配。按专家的话说，本应代际平衡。但考虑到过去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婴儿潮一代（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为“现收现付”制付出的代价不大，且当时父辈的寿命比较短。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已发生逆转：经济增长放缓、婴儿潮一代成为打压他们孩子的一代人，且他们会比过去长寿得多。
2015年7月1日，希腊雅典，民众排队等待领取养老金。6月30日，希腊现有救助协议宣告到期，同时未能偿付对IMF的欠款，就此踏上债务违约之路。
那些较早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家已能限制养老金为年轻一代造成的负担，并保持两代人之间近似公平的平衡。但在那些推迟改革的国家却让年轻人处于劣势。
当地时间2014年11月27日，意大利巴勒莫，数千名工人加入意大利制造工人联合会(FIOM)组织的游行，抗议总理伦奇的就业改革计划。
最后来说说劳动力市场。在过去十年里，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境况在许多国家都已明显恶化。目前“啃老族”在美国有1020万，在欧盟有1400万。此外，许多新人陷入了工作不安和重复失业的魔咒。尤其在欧洲大陆，年轻工人是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上述所有问题——气候、债务、养老金和工作，使得如今年轻一代的环境真的不如25年前。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比起老年群体，年轻群体中的“穷人”更多。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税收政策、劳动力市场监管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还强调了通过提高生产率恢复经济增长的必要性。
2015年2月6日，美国加州圣克拉拉，某公园举行的招聘会，预计将提供2500个职位。人们排起了长队等待得到工作。
然而，新的代际差异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它很少出现于竞选辩论中，一般也不会导致新的政党或运动出现。
在最近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年轻公民的投票率不到20%，而50%以上的票数来自年长选民。在其他国家，年轻人的类似趋势也显而易见。比起父母、祖辈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表现，当今年轻一代更脱离选举政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客们更关心长者。在老龄化社会，越多年轻人放弃选票，议会和政府决策对他们的利益就越视而不见。
2014年11月3日，美国阿肯色州小岩城，民众排队等待投票。
诚然，父母一般对孩子不会自私。他们会通过私人转移或赠款帮助孩子。但是，只有那些拥有高收入和财富的父母才可能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最后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
如何在政治体制中纠正代际不平等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关键问题。目前的解决方案也确实存在：比如强制年轻选民进行投票、当选官员有任期限制、由青年议会监测国家的代际问题。但这些措施要么难以实现，要么效用有限。
目前的形势，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讲，都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很困惑的是，年轻人何时以及如何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让他们的声音能被大家听见。
